前史动力学如何用前史大数据预测未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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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以史为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古人和历史似乎在告诉我们总是在重复过去。但是在现代，严肃的历史学家对周期论的态度一直都是不屑一顾的。不过有两位学者打算用数学方法去寻找历史中存在的模式。并且希望利用这一模型去预测未来。这个大数据版的以史为鉴能成功地预测未来吗？时间会证明的。而且说不定就在这几年的时间内。《卫报》的Laura Spinney用一篇长文介绍了Peter Turchin的历史动力学。原文标题是：History as a giant data set: how analysing the past could help save the future。鉴于篇幅太长，我们分两部分刊出，此为第二部分。

历史动力学：如何用历史大数据预测未来？（上）

大数据的助力

1991年，Goldstone的书出版时，历史学家的评论很尖刻。英国历史学家Lawrence Stone在《纽约书评》上写道，戈德斯通的作品“在构建所谓的政治压力指标这个东西时，胆子太大又含糊不清，其真实程度就像独角兽一样”。Goldstone承认，此书并没有产生他所希望的影响。他回忆说：“我和这本书稍微都被人忽视了。” 然后在1997年的一天，他接到了Peter Turchin的电话。

当时，Turchin 正在经历他戏称的“中年危机”——在40岁的时候，他抛弃了生物学，跟历史私奔而去。他被社会为何会崩溃的问题所吸引，其部分原因是他曾亲眼目睹过一次自我毁灭。他出生在俄罗斯，但1978年他的家人叛逃到美国去了，直到1992年他才返回莫斯科。他回忆道：“那一年，一切都彻底崩溃了。黑暗，恐怖。他和妻子在去市场的路上经过了一辆炸毁的汽车，看着黑手党人在有警察盯着的情况下从惊恐的摊主那里勒索现金。这些景象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当Turchin 无意中看到Goldstone的那本书时，他发现这本书写得“非常出色”。但是里面的模型是不完整的：“他描述了社会是怎么陷入危机的，但却没有给出如何摆脱危机的办法。”因此，Turchin 决定完善该模型，并研究它在更长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是否仍适用于人类社会。Goldstone关注的是近代早期，也就是大约从1500年开始的四个世纪之内的事。Turchin 打算把调查的开始日期推后将近8000年，把新石器时代设为研究起点。那意味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不过他很幸运：始于1970年代的历史量变在此后几十年有增无减。

一个公式怎么能预测一位圣女贞德或一个奥利弗·克伦威尔呢？

尽管历史记录仍然是零敲碎打，但现在即便没有书面记录，也可以讲点有关已灭绝的人种如何生活的新鲜玩意儿了——从数学家的角度来说，更好的是可以给他们添加上数字。比方说，格陵兰岛的冰芯可以是研究欧洲经济活动的很好替代品，因为多年冻土可以捕捉到污染并追踪其百年的变化史。贵族别墅的大小和结构反映的是精英之间的暗斗，而囤积硬币则反映出大家对迫在眉睫的冲突的担忧，骨骼畸形表明营养不良——这些是生活水平的体现。这些东西的信息价值早已得到认可，但是由于现在我们拥有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定量数据，意味着你可以识别一段时间内的趋势。对于给定变量来说，你的代用指标越多，对过去的刻画就能越精确。

在2003年的《Historical Dynamics》这本书中，Turchin 展示了从公元前1000年到约公元1800年社会演变成现代法国和俄罗斯的那种长期周期的模式。他还证明了这些社会稳定性的振荡周期较短，持续时间大约为50年，他称之为“父子周期”：因为觉得到社会不公，一代人开始用暴力来纠正这样的一种情况，在暴力面前退缩的第二代人开始成长，而第三代又周而复始。

许多学者对Turchin 均持怀疑态度，就像十二年前他们对Goldstone的态度一样。犹他州立大学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Joseph Tainter 在《自然》杂志上写道：“严肃的历史学家对周期论的态度一直都是不屑一顾。”但Turchin才刚刚起步。他把精力集中在数据收集上面，为了更好地组织这些数据并进行跨社会的比较，2010年，他和牛津大学的两位人类学家共同创立了Seshat ，这是一个历史和考古信息数据库，名字灵感源自古埃及神话的书写女神。

Seshat也受到了那种普遍针对大数据的批评。批评者说，数据未必就是越多越可靠。相反，这样的数据库可能会有放大最初记录信息的人的解释偏见的风险，同时还剥离了它的上下文。Seshat的创始人则反驳说，偏见历来都是问题，只有对大量数据做多元化的分析才能将信号（某种接近事实的信号）从噪音中分离开来。

迄今为止，Seshat的创始人及其90多位“专家协作者”（包括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人类学家等）已经收集了从低地安第斯山脉到柬埔寨盆地，从冰岛到上埃及的各种社会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Turchin发现，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最早可追溯到第一代的农民出现，同样的两个相互作用的周期——长期周期以及父子周期——均符合不稳定模式。这些模式曾在古埃及、中国和罗马出现过——他所研究的每个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均存在这种模式。

那下一个问题就很明显了：这些周期是否也适用于现代工业社会？Turchin 对Ψ值进行了更新以反映形成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力量，并选择了适合工业化世界的新的代用指标。这中间还包括反映发动群众潜能的实际工资；反映精英竞争情况的参议院阻挠议事的议员比例以及耶鲁大学的学费；反映政府偿债能力的利率。然后，他计算了1780年至今美国的Ψ值。在约1820年左右所谓的和睦时代（Era of Good Feelings）Ψ值很低，然后到了1860年代（大概是美国内战爆发的时期）处在高位，二战后的几年又处在低位。而自1970年以来，Ψ值一直在稳步上升。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注定要陷入危机。很多社会都成功避免了灾难——Turchin 正在建立一个模型，以便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复杂性系统的相似性

1980年代后期，Turchin 曾去到路易斯安那州，因为当地的木材行业曾资助他，让研究一种叫做南方松甲虫的周期性侵扰情况。当时，控制这种甲虫的标准程序是对感染部位喷洒农药。Turchin 证明了这种做法只会延长攻击时间，因为这同时会杀死另一种甲虫，而这种甲虫是害虫的天敌。更好的做法是砍掉受感染的树木。他还证明了，在一个复杂的生态体系里面，是有可能通过干预让危机不那么严重，并且让恢复的机率最大化的。

Turchin 希望可以为缓解人类社会危机找到类似的策略。如果他和Goldstone对历史建模的方法正确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他们不但可以提出对2020年的预测，而且还可以展望几个世纪后的未来。当然，我们不应该指望这种新的历史科学能做出任何预言，但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去识别影响我们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威胁，并采取行动去减轻这种威胁。

尽管社会往往会朝着Goldstone绘制的路径步入危机，但Turchin发现，那些社会走出危机的轨迹却各种各样，从快速恢复到彻底崩溃都有。这是因为危机导致社会对外部干扰极为敏感。假如没有其他破坏稳定的事情发生，社会可能会恢复过来——就像1688年英国发生的几乎没有流血的光荣革命那样。但是，如果在发生危机后再多一次小小的冲击，可能就会将其推向更糟糕的结果，甚至于崩溃。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之前，苏联就已经衰落了，但是当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的倒台归咎于那次事件时，他也可能也不算完全说错。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周期的这个阶段，Turchin 和其他人计划建立一个由数千人乃至数百万人组成的计算机模拟社会——也就是所谓的基于主体的模型——并对其进行编程，让那些主体按照他们根据真实社会推断出来的法律行事。他们可以让那些模拟社会承受压力，比方说注入虚拟的青年膨胀，然后观察其对国家、精英以及群众的下游效应。Ψ值一旦达到危险的高水平，他们再以外国入侵的形式增加冲击，或者通过强化社会基础设施来增强抵御力，并观察社会如何应对。他们可以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把处于危机中的社会推向全面崩溃需要些什么？哪些干预措施会将其引导到一个不那么血腥的结果？为什么有些社会比其他社会更有弹性？

“Turchin 点到了美国1930年代的新政，他认为这是一个美国的精英阶层同意把自身不断增长的财富更公平地共享出去的时代……”

当然，我们面对气候危机的经历表明，即便我们也可以用天气预报的方式来预测未来，并提出一系列预防措施来避免社会崩溃，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能够凝聚起政治意愿来实施此类建议。但是，尽管总的来说人类社会在灾后重建上的表现比在第一时间去预防灾害要好太多，但也有例外。Turchin 点出了1930年代的美国新政，他认为这是一个美国的精英阶层同意把自身不断增长的财富更公平地共享出去的时代，以换取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共识，“让政治经济体系基础不会受到挑战”。Turchin认为，这一共识使得美国社会摆脱了可能的革命局面。

Goldstone继续在传播这样讯息：即此类契约还可以再次发挥作用。现在，身为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的他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长期战略的美国情报机构）提供建议，但是他说，自己的想法迄今没什么影响。去年四月，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一场关于社会崩溃的研讨会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即便迫在眉睫的危机迹象已经明显到无法忽视的地步了，但历史上的社会往往还是未能采取行动。他认为这是因为精英在情况开始崩溃之后仍然能够继续过着奢侈的生活一段时间，他们的财富和特权让他们受到动荡的影响变轻。

Turchin认为，就像半个世纪前的生物学家一样，历史学家很快也会接受复杂性科学。他们会意识到，复杂性科学能让他们看到更深、更远，能分辨出人眼看不到的模式。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成立了一些机构，比方说剑桥大学存在风险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istential Risk）就是其中一个，其目的是鼓励决策者思考历史的长期教训。参加普林斯顿会议的还有一位受雇于美国陆军工程师研发中心聘用的风险分析师，他的工作是思考如何以史为鉴，让美国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具弹性。

对于Turchin来说，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进展，但是2020年已经迫近，而美国和英国的立法机构现在在意识形态上又分裂得如此厉害，以至于已经几乎无法运转。在这两个国家，感到不满精英成员已经以人民的名义夺取了政力，但是又不能解决而未能解决那种萎靡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愈发膨胀的精英阶层，以及脆弱的国家。

Goldstone带来了一丝慰藉。他说：“1930年代的时候没人能想到1960年代的欧洲会变得那么的富裕，也没想到整个大陆会变得统一。糟糕的情况可能会持续一、二十年，但一旦度过了危机，情况可能就会变得更好。”这就是历史周期观所固有的慰藉：衰极必盛，就像盛极必衰一样。对我们当中那些有生之年仍能目睹的人来说，情况会再次好起来的。

译者：bo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