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证券11月28日讯，如果没有对风险的敏锐洞察，谁也无法登上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顶层。因此，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的负责人必须要对2020年的风险进行评估。在他们看来，有很多事情需要担心——但也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好准备。
以下列出的就是这些金融巨擘作出的风险评估及应对之道。
1. 高盛集团（NYSE:G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大卫-所罗门（David Solomon）
“我不认为最大的风险与经济有关。政治前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这可能会导致企业在投资决策上犹豫不决。我不是说经济会陷入衰退，但围绕政治格局的不确定性无益于经济或市场。”
“展望未来几年，货币政策仍旧将是一个重大的焦点，我相信我们会回顾过去，从负利率的影响中吸取教训。”
“我们的回应是把重点放在客户身上，放在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驾驭其所面临的挑战上。作为一家公司而言，我们已制定了一种长期战略并正在实施，重点是利用我们现有业务的增长机会来打造新的业务，比如说消费者业务，同时提高效率。话虽如此，我们拥有150年的适应运营环境的变化历史。“
2. 凯雷投资集团（NASDAQ:CG）联席首席执行官李揆晟（KewSong Leeco）
“我正在密切关注国际紧张形势长期前景恶化的可能性。如果这种紧张形势升级，可能会导致投资和资金流动受到限制。针对长期资金市场准入、跨境投资以及资产所有权等方面的人为限制可能会减缓经济稳步的增长，并导致重大的流动性问题出现，从而产生不可预测的、可能是有害的市场结果。”
“我们仍然专注于自知可控的事情，也就是长期投资，保持纪律和平衡，与伟大的伙伴展开合作，并尽我们所能从自己的全球平台中获得帮助，以便帮助推动价值创造，而不考虑周期性的市场动荡或政治形势发展。“
3. 黑石集团（NYSE:BX）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增长之后，世界各地的经济正在放缓，但仍然显示出了韧性——尤其在美国更是如此。全球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趋势有可能进一步损害经济稳步的增长，并导致各国在下一次经济低迷期间面临挑战性的局面。但就近期而言，最大的风险仍然是地缘政治风险。任何数量的已知或不可预见的问题都可能动摇投资者信心，并产生立竿见影的负面影响。正如我在自己的新书《追求卓越的教训》(What It Takes)中阐述的那样，黑石已经建立了一种文化，将这些下行风险纳入我们的决策，而重要的艺电是，政府、机构投资者和公司都应该这样做。”
4. 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首席执行官黎诚恩（Anne Richards）
“负债券收益率现已成为整个体系都在关注的问题。央行利率处于最低水平，美国国债估值达到1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种形势下我们似乎正在接近泡沫区域，但我们不知道这个泡沫将如何破裂或何时破裂。央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无论存在什么样的潜在道德风险，都要支持风险资产和风险情绪。利率和美债收益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最终将会逆转，届时可能会产生具有高度破坏性的后果——这是包括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内的央行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多次从加息政策折返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令人关注的领域是流动性。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无摩擦流动正在受到慢慢的变多的壁垒的影响。欧盟与瑞士之间关于上市证券交易的争端等例子表明，政治分歧正在蔓延到资本领域中去。随着资本流动变得不那么自由，并被限制在较小的池子里，这将削弱金融体系对不可预见的流动性事件做出动态反应的能力。
“现在，是时候该要做一个能够动态监测和调整潜在系统风险的积极管理者了。我们定期开会以评估自己的宏观头寸，并依靠我们在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公司研究方面的实力，把重点放在我们挑选的股票和信贷的质量上的问题上。我们正在风格、行业板块和地区之间进行多元化，利用我们可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和时区进行交易的能力，确保投资和借款的期限得到适当的匹配。“
5. 哈里斯合伙公司（Harris Associates）副董事长大卫-赫洛（David Herro）
“会导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私人财产权遭到削弱的任何举动——无论是选举结果还是其他政治行动——都是最大的风险。作为投资者，解决方案一如既往地是寻求最高质量的业务和最低的估值。“
6. 瑞银集团（NYSE:UBS）董事长魏柏昂（Axel Weber）
“我认为，2020年的风险很高。比如说：国际紧张形势、中东冲突、英国退欧、美国大选，而更普遍的则是当前全球经济疲软形势的加深。然而，我最担心的并不是这些风险本身。这些下行风险是人们可以为之做好准备的已知挑战。更让我担心的是，与这些风险相关的不确定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我担心全球化逆转的潜在不利后果，过去10年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对金融和货币稳定性的副作用，或是网络攻击可能会带来的系统性后果等。作为一家银行，在高度不确定的时期，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种风险，并做好准备。正因如此，我们才对自己的地区和部门多元化业务感到舒适，这使得我们也可以谨慎地管理自己的风险敞口，负责任地管理我们的财务资源。“
7. 德盛安联（Allianz Global Investors）首席执行官文焯彦（Andreas Utermann）
“一：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继续分裂。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都由于更自由的贸易和更不受阻碍的资本流动而受益匪浅，赢家明显多于输家。我们一定要抱有一种希望，那就是不断加深的国际摩擦不会最终导致蛋糕缩小，导致朝向全球化输家的重新分配变得更困难，进而进一步激化政治形势。”
“二：货币政策挑战。过去40年来通胀率不断下降并保持在低位的原因之一是，政治和全球化对央行的影响越来越小，从而降低了劳工的讨价还价能力。面对持续的低通胀和央行未能实现其通胀目标的环境，存在着央行官员受到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指责的风险——这为货币政策的重新政治化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在全球经济减速的背景下，如何才能退出‘量化宽松’(QE)这一挑战正在慢慢的变艰巨。”
“由于存在这些重大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我们在2020年及以后将会采取非常注重成本的投资方法。”（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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